国际游资进攻香港,国际游资的冲击

1990年中国台湾股市泡沫破灭:经济增长乏力、货币紧缩、海外冲击1990年,台湾股市从12495点的罕见高点跌落,“股疯”以大崩盘收场。1989年1月起,台湾股指发力上扬,从1989年1月的4873点持续震荡走高,一时

1990年中国台湾股市泡沫破灭:经济增长乏力、货币紧缩、海外冲击

1990年,台湾股市从12495点的罕见高点跌落,“股疯”以大崩盘收场。1989年1月起,台湾股指发力上扬,从1989年1月的4873点持续震荡走高,一时间市场乐观情绪弥漫,点位预期直指15000点,但完全脱实向虚的行情演绎注定难以维系,伴随1990年爆发的海湾战争爆发,台湾80年代的“股疯”以12495点的罕见高点告终,史无前例的超级股市泡沫破裂,并以创纪录的速度大跌,此后7个多月跌落一万余点,到1990年10月1日,跌至2485点的谷底,累计跌幅逼近80%。

台湾股市崩盘,是基本面恶化、流动性收紧以及海外风险冲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基本面上,60-80年代中期台湾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实体经济腾飞,但随着工业化迈向成熟期、汇率改制影响出口,80年代后期台湾本土经济增长逐渐乏力

60-70年代台湾步入工业起飞阶段,实体经济跃居亚洲“四小龙”。

进入60年代后,由于岛内市场总需求有限,前期不断积累的农产品和轻工业产能逐渐饱和,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开始寻求模式转型,实施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政策。而上个世纪60年代,恰逢全球经济战后共振繁荣期,一方面外部需求不断扩张,另一方面,西方发达经济体开始了全球性产业链配置,这使得台湾经济迅速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凭借外部需求和加工贸易的繁荣,60-70年代中国台湾步入工业起飞阶段,与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并称亚洲“四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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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实体经济腾飞助力“虚拟”市场繁荣。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中国台湾经济迎来工业化转型的重要窗口,为应对石油危机爆发和外围需求的放缓,台湾当局出台了第6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由前期工业园加工贸易为主,转向重化工业,包括电力、交通、钢铁、船舶、石化等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中,最著名的即蒋经国提出的“十大建设计划”,包括中山高速公路、核能发电厂、高雄造船及石油化工等重化工建设。同时,台湾经济在80年代也拉开了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改革的序幕。1955-1984年30年间,台湾GDP年均增速中枢基本保持在15%左右,为之后的经济转型和“虚拟”市场繁荣都打牢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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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80年代,工业化迈向成熟期、汇率改制影响出口,台湾本土经济增长逐渐乏力。

一方面,80年代台湾工业化逐步迈向成熟期,经济增速出现内生性放缓,整个8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中枢由70年代的11%降至7.6%,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又进一步降至5%;另一方面,80年代末,台湾当局放弃了美元汇率制度,并向浮动汇率转变,1990年新台币兑美元汇率已由1985年的39.86变为27.16,相对美元升值46.76%,汇率的大幅升值严重影响了岛内出口竞争力,出口对经济拉动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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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上,原本的货币宽松为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直至1989年利率自由化改革下利率水平攀升对估值泡沫产生冲击。

70-80年代,货币宽松利率下行持续提供充裕流动性。

70-80年代台湾基础货币大规模投放,除少数特殊年份外,台湾M2增速都在20%以上。大规模的货币投放之下,台湾物价并没有大幅攀升,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该阶段实体经济需求依旧处在高速增长区间,吸引了部分新增货币;同时伴随汇改,利率政策也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高储蓄率叠加利率下行,银行体系流动性溢出,充裕的流动性环境也为此后的资产价格抬升埋下了伏笔,过剩的岛内流动性涌入地产和风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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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是台湾货币制度改革的重要转型期,利率自由化改革的推行带来利率攀升,冲击估值泡沫。

1980年台湾当局引入货币市场利率,但官方为了降低资本成本、促进投资,持续人为压低利率。这种政府的干预行为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本配置的扭曲,由于利率过低,导致大量民间储蓄不情愿流入正规金融体系,也导致正规的信用体系无法满足过高的资金需求,只能将稀缺资本给予相对低效的公营企业(类似国企),造成资源配置扭曲。80年代后期,台湾学界和官方都意识到利率管制的负面影响,并于1989年正式推行利率自由化改革,货币市场和政策利率随即攀升,台湾金融业拆借利率自1987年初的3.78%一路震荡上扬至1990年初的10.68%,而利率水平走高对资产估值泡沫形成直接冲击,加剧了股市的调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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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上,台湾股市从长期的震荡调整走向“疯牛”,估值严重泡沫化。

受制于外围冲击和金融改革滞后,70年代至80年代初台湾股市长期震荡调整。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为应对股市下挫,台湾监管部门曾出台《授信机构办理证券融资融券业务暂行办法》,即单向融资、禁止融券,也被称为“跛足信用交易制度”,但最终并未能挽救此次系统性冲击引发的股市下跌。经历了两年的震荡调整,1976年台湾当局货币市场化开始运行,允许其交易利率不受央行管制,同时台湾经济同比增速短期内实现高速增长,这也推动了台湾股指在1977年迎来一段短期的修复行情,但之后又再度步入横盘震荡模式。纵观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虽然实体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期,但由于金融体系发展落后,资本市场效率低下,叠加全球经济萧条和外部冲击的影响,台湾股市呈长期震荡调整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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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开始迎来“疯牛”。

从1985年到1990年,岛内开户数由40万户爆增到503万户,平均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增加。1987年开始,信用交易中融资融券余额大幅抬升,交易热情空前高涨,推动股市起飞,同年台湾通过了“证券交易法修正案”,全面开放证券商设立的限制,并打破经纪、自营的分业限制,截至1989年底,经核准开业的证券商由原先的20家激增到373家,场内交易人数与证券商爆发式增长,台湾股市流动性引来巨大的增量成长。1990年1月台股总市值由1985年7月的3046亿元新台币增至77121亿元新台币,股市成交额由1985年7月的118亿元新台币增至1989年8月的32988亿新台币,增幅均创历史纪录,并斩获当年全球股市排名的第3名,仅次于东京和纽约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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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热情推动股市脱实向虚,80年代后期估值严重泡沫化。

整个80年代台湾股市大起大落的背后,是极大的民众热情与超高的换手率,这使得台湾股市与基本面脱钩,并迅速走向严重泡沫化。至80年代末,台湾市场凭借不足200家的上市公司,贡献了超过东京和纽交所之和的成交规模。若分阶段来看,在牛市初期,股市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推动下稳步上行,确实具备扎实的基本面支撑;但88年之后的两波行情中,市场已经转由资金情绪所主导,1989年底至1990年初,台湾市盈率始终维持在50倍以上,峰值时甚至达到了70倍,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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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岛内基本面、流动性与泡沫为台湾股市的暴跌积聚了内因,那么海外的利空因素则是压垮台湾股市的“稻草”。

1990年海外冲击频发,日本泡沫刺破加速台湾股市崩盘。

1990年初日本股市崩盘,拖累全球股市进入低迷阶段,随后美股也于当年7月出现大幅回撤,国际游资在赚取大量超额利润后撤离台湾,加剧了本土市场的调整压力。同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原油价格在1990年达到近5年的历史高位,制造业成本抬升对低迷的股市雪上加霜。台湾股市从1990年2月至10月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崩盘,大盘指数从12495点跌去10000余点。股市泡沫的大崩盘最终向整个金融市场扩散,房地产价格也应声跌落,很多被股票和土地套牢的企业营运也陷入困境。

转自国盛证券《五轮全球泡沫破灭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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