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襄阳路服饰市场在哪里,上海襄阳路小学

上海封闭已经三周了,每天看到的,听到的,有焦虑,有指责,也不乏鼓励之声,有针对城市的管理者和领导层的,也有对普通居民的,在此,不想搬运各类重复的论调,无论其是否有道理或出于何种目的。只是作为一个生于上海,四线城市长大,又回到上海上大学,在这座城市扎根,结婚,生子,和这座城市共经了二十余年繁华和风雨的普通上海市民,我仅站在自己的角度对这次危机所呈现出的问题做一些深度

上海封闭已经三周了,每天看到的,听到的,有焦虑,有指责,也不乏鼓励之声,有针对城市的管理者和领导层的,也有对普通居民的,在此,不想搬运各类重复的论调,无论其是否有道理或出于何种目的。只是作为一个生于上海,四线城市长大,又回到上海上大学,在这座城市扎根,结婚,生子,和这座城市共经了二十余年繁华和风雨的普通上海市民,我仅站在自己的角度对这次危机所呈现出的问题做一些深度的思考和分享。

我承认,作为身份证号码310开头的上海市居民,我是有一些优越感的,这份优越感不在于喝咖啡是高尚的,吃大蒜是低等的之类的生活理念,不基于物质条件的居高临下,而源于从小一直听到的上海市一座现代化大城市,有很多从来没见过的新玩意,源于成人后在上海接受高等教育中接收的开放、包容的城市理念以及在工作中被身边其他省市同事谈论到的上海的创新力,人性化,细致度和信用原则。这一切都使得我为上海这座城市,为身为上海人而深深的自豪,我从未怀疑过上海是中国各方面都最领先最前沿的城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发展的步伐。

然而,现在必须承认,这座城市病了,虽不至于深入骨髓,无药可医,但已入肌理。本着爱之深则责之切的初衷,这段时间,每一个深切热爱他的人都在反思,总结:从何时开始我们所熟悉,自豪的城市会变成了今日的万夫所指,混乱不堪?

我想,也许很重要的原因是上海已经背上了精神包袱,在各种因素的催化下,越背越重,一场疫情危机之下,终不堪重负,被压翻在地。这个精神上的包袱叫做,“国际化大都市“。

依稀印象里是新世纪之交前后,“上海已是且必须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说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提及,认可和赞许。于是,从房价、消费水平,生活方式,城市治理等各方面都开始拿来与巴黎、东京、纽约来作比较,房价低于5万,不够国际化,女孩出门不背LV包包,不够国际化,朋友相聚不喝咖啡,仍然不够国际化,政府管的多,更不是国际化。于是,吴江路,这条社会各个阶层都能找到所钟爱口味的美食一条街,消失了,替代的是改造成标准化的商业店铺,高档写字楼和兴业太古汇这座顶级购物中心,随之消失的还有曾爆棚的人气,被津津乐道的各种街边摊美食,无分贫富贵贱皆围坐一桌,不讲餐桌礼仪,只顾酣畅淋漓,时不时还可攀谈几句,引为平生知己的用餐方式。襄阳路批发市场,这个大批下岗职工十余年的谋生之地,消失了,原地矗立起了ipm,又是一个顶级的购物中心,放眼看去尽是GUCCI, BUBERRY一些奢侈品牌,周边学生党和打工人最爱的几十上百块的质优价廉的衣服再难寻觅。曾经的我们,认为这是上海发展的必然,国际化大都市嘛,离巴黎东京的高楼鳞次栉比,灯红酒绿还差点意思呢。当我们陶醉于特斯拉的落户,跨国公司总部的入驻等报道连篇累牍时,也有过疑惑,为什么总是不见上海自己孵化出的巨头?很快又释然,国际化大都市嘛,GDP说明了一切。这些年,不可否认的是上海越来越开放,软硬件条件越来越与国际接轨,越来越有“国际化大都市”的样子了,不过,有了这些,就算是国际化大都市了吗?似乎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国际化大都市的象征就是摩天高楼,顶级购物中心,沿街咖啡厅,必须是一派繁华、自由、浪漫之景,所以经常拿来看齐的就是米兰、巴黎、纽约和东京,甚至连伦敦和法兰克福都少有提及,只因对这两座城市的印象是略显传统和保守,不够时尚,却完全忽略了这两座城市其实才是整个欧洲的经济和金融中心。

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上海看路做规划时头越抬越高,走路执行时却不再低头,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多的人为“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生活方式辩解,城市居民的身份居然成为了歧视的理由,对于弱势群体和基层劳动者的需求和保障越来越淡化和漠视(比如群租房问题,虽然确实隐患多多,但居住需求是基层劳动者最底层的需求之一,上海的发展也是需要大量的基层劳动者去参与建设,但对于他们的居住需求,从上到下普遍的反应是一刀切式的治理而非需花大力气的管理,甚少有人提出更多,更实际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为居民津津乐道的各级领导走街串巷,和大家拉家常的工作方式似乎消失了,领导们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新闻里的各种会议和仪式中,城市发展更多的注重直接的拿来主义,花大力气引资和招商而非坚持长期价值投资、扶持和孵化,创新更多偏向于商业模式和整合思维,淡化基础研发和建设,重视顶层政策设计,让精英阶层在规则的引导下自发的替代行政执行去解决社会问题,忽视了行政执行体系的完善,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和问题靠打抗生素,固本调理的方子成了口号,诚然,这些带来了上海近二十年的烈火烹油,花团锦簇,但正所谓命运中的一切赠予均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当这个城市的民间力量被按下暂停键,需要从上到下,从管理者到普通民众统一思想,坚定目标,依照周密的计划和预案,依托强大的行政组织和动员能力来应对重大危机时,却发现整个体系四面漏风,一切都在2022年的这个倒春寒中摇摇欲坠。

我以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义和标准上,是从自身的历史文化沉淀出发,依据自处的环境和发展特色,参考别家的经验来规划发展自己的标准还是照搬他人家软硬件标准甚至是思维方式的区别,本质上是要在发展建设中坚持确立自己的标准,通过实践,强大自身来吸引他人,得到认可,还是按照别人的标准快速建成模板的发展规划的路线问题,很明显,前者难度大,见效慢,后者现成参照多,见效快,目前来看,上海是迷失了,路线偏向了后者。确实,从硬件条件看上海已经不输于乃至远远超越了想要对齐的巴黎、纽约、东京,但这座城市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内核却存在空白甚至缺失。

城市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内核绝不是靠GDP增速、社会消费总金额、房价水平、城市标志性建筑的数量,奢侈品店数这些略显冰冷的数字所能体现的,它在城市的历史中孕育,在本地文化传承、本地与外来文化的相互碰撞,融合中成长,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自我修正,需要城市的管理者和人民共同总结,提炼并加以宣导,实践及再传承。诚然,若从开埠算起,上海的城市历史不到200年,但上溯渊源可至元时松江府、宋时华亭县,有“先有松江府,后有上海滩”之说,自古即为鱼米之乡,商贸发达,诗书礼仪传承未绝,以此而知,上海的文化历史已近千年,但就我的切身感受,各城市都在极尽所能,大力宣扬自己的城市历史和名人事迹时,上海这方面却甚少发声,身边人很少谈论,时至今日,几人会提及黄道婆是在向海南黎族百姓的虚心求教的基础上推动了整个纺织业的革新;有几人能体会徐光启开启“西学东渐”思潮的同时常年坚持亲身耕种验证西方历法,亲自参与火器制作以便于改良的良苦用心;又有几人还能记得年仅17岁的夏完淳面对异族的屠刀和叛国者的劝降时“”虽千万人,吾亦往之“”的刚烈和豪气。上海,从来就不缺乏不耻下问、开拓创新的精神,迎难而上的勇气以及海纳百川,熔于一炉的胸襟格局。而这座城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史地位也证明,上海是敢于打破桎梏,自我刷新的。任何只横向仰视照搬,不从历史纵向中发掘提炼的文化自信和城市精神内核注定只是空中楼阁,经不起风浪的考验。 国际化大都市的光环不是靠别人给的,是靠自己的硬实力,无处不在的强大的文化自信和城市精神不断的吸引各城市、各国民众的认同和向往来得到的。

亡羊补牢,犹时未晚,危机能够帮我们更清晰的剖析自身,放下包袱,低头改进,欣喜的看到,前些天市政府在发布会上公开承认不足,接受市民的批评建议,网络上善意中肯的批评建议也在增加,对于不客观的攻击,甚少有恶意互怼,挑起地域争端的言论,这是每一个身处这座城市,热爱她,希望她越来越好的人所接受和欢迎的,正视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疫情总会过去,城市的发展不会停下脚步,适时的纠偏和调整不可忽视,真诚的希望上海能够抛开不必要的包袱,重新审视自身,埋下头开始做一些长期的,甚至目下看起来是吃力不讨好的基础性建设工作,这也是每一个真心热爱上海的城市居民的责任,愿山河无恙,人间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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